雖然卡拉的病情發展遠不如瑪麗亞·斯派爾的那樣來勢洶洶，但它本身也甚為駭人。一般而言，成人每毫升血液中約有5 000個白細胞。但卡拉每毫升的血液中有9萬個白細胞--幾乎是正常水平的20倍。其中95%是原始造血細胞--以瘋狂的速度產生的惡性淋巴樣細胞，但它們卻無法成長為成熟的淋巴細胞。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和其他癌症一樣，癌細胞過量增生的同時，正常細胞的成長也莫名地終止。於是產生了過多的淋巴樣細胞，但因之不能成熟，它們無法履行其對抗細菌的正常功能。卡拉雖有過量的淋巴細胞，但卻免疫力低下。白細胞是在骨髓中產生的。我在初次見到卡拉的第二天上午，在顯微鏡下看見了她的骨髓穿刺活檢樣本，發現它極不正常。骨髓雖然表面上看是無定形的，但事實上，骨髓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組織，是成人的造血器官。通常情況下，骨髓活檢含有「骨針」，這些「骨針」正是血細胞生長的島嶼--培養新血液的苗圃。在卡拉的骨髓中，這個組織已被完全摧毀。一波又一波的惡性原始細胞充滿了(骨)髓隙，覆蓋了所有的骨骼和組織，沒有留下任何造血的空間。
卡拉處在「生理深淵」的邊緣。她的紅細胞計數降得太低，已無法進行充分的氧氣供應(現在回想起來，她的頭痛，是缺氧的第一個跡象)。她的血小板(負責凝血的細胞)已經崩潰到幾乎為零，導致了她身體上的瘀傷。
她的治療需要非凡的技巧，需要進行化療來殺死白血細胞，但是化療同時會大量消滅殘存的正常血細胞。為了拯救她的生命，我們要把她推入深淵之淵。對卡拉來說，唯一的出路，就是置之死地而後生。
1903 年(魏爾嘯在柏林去世一年後)，西德尼·法伯出生在紐約州的水牛城。他的父親西蒙·法伯(Simon Farber)在波蘭時是船員，19世紀末移民美國，從事保險代理的工作。這個家庭住在城東邊一個封閉、保守的猶太社區，與經濟不穩定的店主、工廠工人、簿記員和商販為鄰。老法伯望子成龍，為孩子們的學業設立了很高的標準。他們在樓上可以使用猶太人的意第緒語，但在樓下只許說德語和英語。老法伯經常把一些課本帶回家，散放在飯桌上，希望每個孩子選擇一本書熟讀，然後為他做詳細的讀書報告。
西德尼·法伯在14個孩子中排行老三。他在這種高期望的環境中茁壯成長。在大學裡，他主修了生物學和哲學。其間，他靠著在音樂廳演奏小提琴半工半讀，完成了自己的大學學業，於1923年從水牛城大學畢業。由於能說一口流利的德語，他得以先後在德國海德堡和弗賴堡接受醫學訓練，表現出色。第二年，他擠進了波士頓哈佛醫學院，成為一名二年級醫學生(從紐約中轉海德堡，回到波士頓--這種繞彎的求學路線，當時並不少見。20世紀20年代中期，猶太學生往往發現自己沒有機會進入美國醫學院，於是他們經常在歐洲，甚至德國的醫學院取得成功之後，再返回故土美國學習醫學)。法伯以一名外來的轉學生身份進入哈佛大學，同學們發現他為人傲慢，令人難以忍受。而他自己也備受折磨，因為他要重修已經學過的課程。他為人一本正經、嚴謹、細緻，裝束和行事又拘泥刻板，風度威嚴。因為有上課時穿正式西裝的癖好，他很快就獲贈綽號「四扣西德」。
20年代晚期，法伯完成了病理學的高級培訓，在波士頓兒童醫院擔任該院第一位全職病理學家。他完成了一部出色的兒童腫瘤分類研究報告，以及一本教科書--《屍檢》(The Postmortem Examination)。它被人們普遍奉為該領域的經典之作。30年代中期，他已經是一名傑出的病理學家，牢牢地困在醫院的後巷裡，被人稱作「給死人看病的醫生」。
然而，法伯內心翻滾著治病救人的渴望。1947年夏天，他坐在地下室的實驗室裡，突然腦海裡靈光一閃。在所有的癌症中，他要選擇把注意力重點放在最古怪、最無望的病種上面--兒童白血病。根據他的推斷，要理解整個癌症，你需要從它複雜的底部開始，也就是它的「地下室」。而白血病，儘管有許多特質，卻也有一項獨特的誘人之處--它是可以計量的。
科學始於計數。要理解某一現象，科學家必須首先描述它;為了客觀地描述它，就首先必須對它進行測量。如果癌症醫學要轉變成一門嚴謹的科學，就需要對癌症進行某種形式的測量--用某種可靠的、可重複的方式來進行計量。
在 「可測量」這一方面，白血病幾乎有別於所有其他類型的癌症。在CT掃瞄和核磁共振這些手段問世之前，對於肺內或乳房內的固體腫瘤的大小變化，幾乎不可能進行數值測量--你無法測量你看不到的東西(除非進行外科手術)。但白血病細胞，在血液中自由浮動，可以像測量血細胞那樣容易地進行計量--只需提取血液或骨髓的樣本，然後放到顯微鏡下觀察即可。
法伯推斷：如果可以對白血病細胞進行計數，那麼任何治療手段，比如把一種化學物質置入血液循環，其在患者體內產生的效力都可以得到評估。他可以觀察到血液中細胞的生死，並用它來衡量用藥的成與敗。他可以對癌症開展一項「實驗」。
這一想法在法伯腦海裡揮之不去。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年輕的生物學家們深受觀微知著思想的激勵。因為從簡單入手、自下而上的研究，能對複雜性達成最好的理解。如細菌這樣的單細胞生物將揭示如人類這般大型多細胞動物生命的運作。1954年，法國生物化學家雅克·莫諾(Jacques Monod)隆重宣佈：大腸桿菌(一種微小的細菌)所揭示的真相，也必定適用於大象。
對於法伯來說，白血病就代表了這種生物範式。從這個簡單的「非典型野獸」入手，他能深入探索其他更為複雜的癌症世界;細菌也可以教他如何來思考大象。法伯天生就是一位反應敏捷的直覺型思想家。在這裡，他同樣憑著本能快速做出了判斷。那個10月的早晨，從紐約寄來的包裹正在實驗室裡等他。他撕開包裹，拿出裝有化學品的玻璃瓶，同時幾乎沒有意識到，他正在揭開一席對於癌症全新思考的大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