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家醫院，像我這樣的癌症研習員，一共有七名。從紙面上看，我們似乎是一支強大的力量：我們是五所醫學院和四家教學醫院的畢業生，受到的醫學訓練和科學教育加起來共有66年，我們一共擁有12個研究生以上的學位。但這些苦讀的年頭和顯赫的學位，並沒有讓我們為這個培訓項目作好準備。醫學院、實習和住院醫生的生活，對人的身體和精神一直是一種折磨。但做「研習員」的頭幾個月，頓時令那些曾經的生活相形見絀、如同兒戲--以前的生活，簡直是在上「醫學幼兒園」。
在生活中，癌症能夠消耗、吞噬我們的一切。它闖進我們的腦海，佔據我們的記憶，滲透我們的每一次談話、每一個想法。作為醫生，如果我們發現自己沉浸於癌症之中，那麼，我們的病人就會感到這種疾病幾乎會吞噬掉他們的生活。在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小說《癌症樓》(Cancer Ward)中，年輕的俄羅斯人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盧薩諾夫(Pavel Nikolayevich Rusanov)，在45歲左右時發現脖子里長有一顆腫瘤，並立即被發配到地處寒冷北方的一所無名醫院的癌症病房中。給盧薩諾夫下的癌症診斷，其實僅僅是存在癌症跡象，就為盧薩諾夫判了死刑。疾病剝奪了他的身份。人們給他穿上了病號服(這種殘酷的服裝，是一出悲喜劇的道具，就像囚犯的連身囚服一樣頹喪)，對他的行動採取絕對控制。盧薩諾夫發現，被診斷出患有癌症，就等同於進入了一座無邊無界的「醫療勞改營」，甚至比他所拋下的社會，具有更多的侵入和致癱效應。(索爾仁尼琴可能打算用荒謬的、極權主義的腫瘤醫院，來比擬醫院外荒謬的極權主義國家，但是，我曾向一位患浸潤性宮頸癌的女人詢問這種「相提並論」，她諷刺地說，「不幸的是，我並不需要任何隱喻來閱讀這本書。癌症病房就是我受拘的國度、我的監獄」。)
作為一名正在學習照顧癌症患者的醫生，我很難體會癌症患者這種被監禁的感覺。但即便只是旁觀，我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力量--一種密實而持續不斷的拉引力，要把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拖入癌症的軌道。在我進入該項目的第一個星期，一位剛剛從「浸潤項目」結業的同事把我拉到一邊勸我，「這就是所謂的浸潤式培訓項目，」 他壓低了嗓子說， 「但『浸潤式』的真正意思是『淹死』。不要讓它影響到你所有的一切。你需要有醫院以外的生活。你需要這個，否則你會被吞噬的。」
可是真正要做到生活工作分開實屬不易。在醫院的停車場，高亮的氖光燈打在冰涼的混凝土地面上，我每天的巡視工作結束後，就在這裡度過晚上的最後時光。白天的工作讓人頭昏腦漲、魂不守舍，身後汽車收音機裡茫然地傳來辟啪的聲音。患者的病情讓我憂心忡忡，我不由自主地試圖在頭腦中重新梳理這一天裡發生的事情，審視自己的判斷和抉擇是否正確。
對66歲的患肺癌藥劑師的用藥都已經失敗了，值得為他再做一輪化療嗎?對一位26歲患霍奇金淋巴瘤的女人，是採取一種已經試驗過的強大藥物組合治療好呢，還是選擇(可能能保留生育能力的)更具實驗性質的藥物組合治療好?前者要冒失去生育能力的風險，而後者則可以保全生育能力。那個患了結腸癌、講西班牙語的三個孩子的母親，幾乎難以讀懂同意書上那些程式化、謎一般的文字;是否應該讓她參加一個新的臨床試驗?
在對癌症日常治療的工作中，我只能透過檢測儀器那色彩飽和度變化的細節，才能判斷他們的生命與命運，他們在竭力上演，而我，就像在觀看對比度調到很高的電視。我不能從屏幕上移開，儘管我本能地知道，這些經歷是戰勝癌症的更大戰鬥的一部分，但它的輪廓卻遠遠超出我力所能及的範圍。作為一名新手，我渴望瞭解歷史;但同樣作為一名新手，我無力想像這種歷史。
但是隨著我走出這兩年研習工作帶來的莫名苦痛，我更急迫地想瞭解關於癌症的更宏大的故事：「癌」有多大年紀了?我們對癌鬥爭的根源是什麼?或者，如病人經常問我的：我們在對癌戰爭中，處於何處?我們是如何到達這裡的?是否這裡就是終點?甚至，這場戰役究竟能否打贏?
正是在試圖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產生了創作此書的動機。在鑽研癌症這種「形態多變的疾病」的時候，我是在面對歷史，用過去解釋現在。 2500年前，36歲的阿托莎(Atossa)身患Ⅲ期乳腺癌，她的絕望與悲憤久久地迴盪在耳邊。這位波斯王后用布裹住自己癌變的乳房，藏匿起患病的軀體，然後以一種毅然決然與先見之明的態度，極其憤怒地要求手下的奴隸用刀把她的乳房割下來。曾有一位病人的願望就是切除她滿是癌細胞的胃。正如她對我說的，「不留殘餘」。讓人想起了「19世紀時迷戀於『完滿』的外科醫生威廉·霍爾斯特德(William Halsted)」，他通過較大面積的毀形性手術，切除癌症;他所希望的是：切得越多，就意味著越能治癒。
千百年來，在這些醫療層面文化層面和隱喻層面的理解之下，暗潮湧動的，是對這種疾病的生物學認識。而這種認識往往隨著時代的前進，發生根本性的嬗變。現在我們知道：癌症，是由某一單個細胞的生長失控引起的疾病。這種增長是由突變引發的--DNA的變化特別地影響了基因，「煽動了」無限制的細胞生長。在一個正常細胞中，強大的基因回路調節著細胞的分裂和死亡。但在癌細胞中，這些回路已被打破，釋放了一個不停分生的細胞。
這種看似簡單的機制(細胞毫無障礙的生長)能夠位於這個怪誕多形的疾病的核心，證明了細胞生長具有深不可測的力量。細胞分裂使生物體能夠成長、適應、恢復和修復--讓生物體能夠生存。而這種機制一旦被歪曲和解縛，它就可以讓癌細胞生長、繁榮、去適應、去恢復、去修復--以我們的生命為代價，去實現癌的生存。癌細胞(比正常細胞)生長得更快、適應得更好。癌是我們自身的一個更完美的「版本」。
因此，對抗癌症的秘密，就是要找到方法，防止易感細胞發生突變;或者消除突變細胞，又不損害正??常生長。這一觀點看似簡單，但卻掩蓋了任務的艱巨性。惡性生長和正常生長，在遺傳基因層面是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要把這兩者區分開，可能是我們這個物種面臨的最重大的科學挑戰之一。癌症是生在我們的基因組裡的：對我們的身體來說，解放了正常細胞分裂的那些基因，並不是「外來者」，而恰恰是「曾執行關鍵細胞功能的基因突變、自我扭曲的版本」。而且，癌症根植於我們的社會中：隨著我們這個物種壽命的不斷延長，也不可避免地會釋放惡性增長(癌基因突變隨著衰老而逐漸積累，因此，癌症在本質上與年齡相關)。如果說我們在尋求長生不死的話，那麼，從一種執拗的意義上說，癌細胞也在尋求長生不死。
「要準確地說出，下一代科學家將怎樣進行研究，才能區分開惡性增長和正常生長的糾纏?」這仍是一個謎。正如20世紀生物學家霍爾丹喜歡說的，「宇宙」不僅比我們設想得更奇特，而且比我們所能設想得更奇特。科學的軌跡也正是如此。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未來的故事無論怎樣展開，都會打上過往人類曾經嘗試各種努力的烙印。曾有作家說，癌症是人類疾病中最「凶狠陰險的敵人」;而對抗癌症的故事，則充滿了創造力、適應力和毅力。但是，這也將是一個充滿傲慢、狂妄、專制、誤解、空想和騙局的故事。猶如30多年前的故事一樣--人們狂妄地預言，這種疾病幾年之內就可實現「治癒」。
在這間空蕩蕩的消毒病房裡，卡拉打響了自己的「抗癌戰爭」。我到的時候，她正坐在床上寫東西，有一種特別的平靜，像一位記筆記的學校教師。(她後來回憶道：「什麼筆記?我只是在把同樣的想法，寫了又寫。」)她的母親經過一個通宵的飛行，紅著眼睛、淚眼婆娑地衝進房間，然後坐在椅子上用力地搖擺，默默地看著窗外。卡拉身邊的各種喧囂，幾乎已經一片模糊：護士把液樣送進送出、實習生穿戴口罩及護袍、抗生素被掛在輸液架上，給她的靜脈進行注射。
我盡我所能地向她說明當前的情況，並解釋她未來的一天將奔波於實驗室之間進行各種檢查。我會提取一份骨髓樣本。病理學家將進行更多的檢查。但是，初步的檢查已表明，卡拉患的是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這是兒童癌症中最常見的形式之一，但在成人中是罕見的。這種病(我在這裡停頓了一下，抬起眼睛，表示強調)，常常是可以治癒的。
可以治癒--卡拉點點頭，她的眼神明亮了。不可避免的問題懸在房間的空氣中：可治癒的幾率有多大?生存率是多少?她生存下來的機會是多少?治療需要多長時間?我擺出了我的計算：一旦確診，化療將立即開始，持續時間超過一年。她被治癒的機會是30%左右，每三個人中，有略少於一個人可以治癒。
我們繼續談了一個小時，也許更長。上午九點半，我們腳下的城市已被攪弄得完全清醒了。我起身走出病房，外面的冷空氣迎面撲來，門在身後撞上，將卡拉封在了屋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