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伯下戰書
千百年來，飽受這種疾病折磨的患者幾乎成了任何可想像得到的實驗對象。為了尋得某種有效的救治手段治療這種棘手的疾病，無論田野、森林，抑或藥店、廟宇，都被搜羅一空。幾乎所有動物都無一倖免地做出了貢獻，不論毛髮或皮、牙齒或趾甲、胸腺或甲狀腺、肝或脾。
--威廉·班布裡奇(William Bainbridge)
要找根除這一禍害的方法……只能留待偶然的嘗試和未得協調的研究。像
--1946年《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位於波士頓朗伍德醫院西南方七英里處的多爾切斯特(Dorchester)，是個典型的新英格蘭郊區小鎮，西鄰煤煙重重的工業區，東面大西洋的灰綠色海灣，在這一片三角地帶恣意存生。20世紀40年代後期，一波又一波的猶太人和愛爾蘭移民落腳此處，包括造船工、鑄鐵工、鐵路工程師、漁民和工廠工人，搬進木板牆的磚房裡。住宅區沿著蜿蜒的藍山大道一路上行。多切斯特由此煥然一新，成為了典型的郊區住宅城。沿著河邊，有公園和遊樂場，還有一個高爾夫球場、教堂和猶太會所。每個週日的下午，各家各戶匯聚在富蘭克林公園，穿行在綠葉點綴的小路上，或在動物園觀看鴕鳥、北極熊和老虎。
1947年8月 16日，住在動物園對面住宅區裡，一名波士頓船廠工人的孩子離奇地病倒了。孩子名叫羅伯特·桑德勒(Robert Sandler)，只有兩歲，兩個多星期以來持續低燒，體溫忽高忽低同時伴有日益嚴重的昏睡，面無血色。他的孿生兄弟埃利奧特，則身體健康，活潑可愛。
桑德勒第一次發燒十天後，病情明顯惡化，體溫攀高，臉龐也從紅潤色變成了一種詭異的奶白色。他被送到了波士頓兒童醫院。他的脾(一個拳頭大小的、負責儲存和製造血液的器官，位於胸腔中，通常很難感覺到)明顯腫大，像塞滿東西的袋子一樣垂了下來。法伯用顯微鏡觀察他的血液，發現成千上萬不成熟的淋巴白血病原始細胞，正在瘋狂地進行分裂。它們的染色體不停地凝聚、展開，就像拳頭握緊又鬆開。
桑德勒抵達兒童醫院的時候，法伯剛剛在幾周前收到來自立達實驗室的第一個包裹。1947年9月6日，法伯開始為桑德勒注入蝶酰天冬氨酸(pteroylaspartic acid，或稱PAA)，這是立達出品的第一種葉酸拮抗劑。(當時，進行藥物臨床試驗通常不需要患者方同意--甚至試驗有毒的藥物也不需要。家長偶爾會被籠統地告知所要進行的試驗，孩子們則幾乎從未被告知過或徵詢過意見。關於人體實驗的「紐倫堡規則」要求受試患者明確、自願地同意。該規則起草於1947年 8月9日，也就是PAA試驗之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遠在波士頓的法伯是否聽說過這種「需要患者同意的規則」，不得而知。)
PAA收效甚微。在接下來的一個月，桑德勒越來越沒精神;走起路來也開始跛腿，這是白血病壓迫脊髓的結果。他還出現了關節疼痛，隨之全身轉移，劇痛無比。然後白血病在他的某一大??腿骨處爆發，造成骨折，並引發了無以名狀的疼痛。到12月，病情似乎已經無望緩解。桑德勒的脾尖因為白血病細胞的作用而變得更加沉重，甚至垂到了骨盆裡面。他精神傾頹、無精打采、身體腫脹、面色蒼白，幾乎奄奄一息。
然而在12月28日這一天，法伯又從蘇巴拉奧和克爾特那裡收到了一種新型葉酸拮抗劑--氨基喋呤，其結構略微區別於PAA。這種藥物一寄到，法伯就立即將它注入了小男孩體內，希望至少能給男孩的癌症帶來些許的緩解。
結果反應很顯著。曾經攀到了天文數字的白細胞計數(在9月是1萬，11月是2萬，12月接近7萬)，在藥物的作用下突然停止了，原地踏步。然後更驚人的是，計數開始下降了，白血病原始細胞逐漸在血液中減少，幾乎消失殆盡。到了新年之夜，計數下降到了峰值的1/6，接近正常值的水平。癌細胞並未完全消失。雖然在顯微鏡下顯示仍然有惡性白細胞，但它已暫時得到緩解，在波士頓這個寒冷的冬季，凍結在男孩的血液中。
1948年1月13日，桑德勒回院複診，這是他兩個月內第一次自己走進診所。他的脾臟和肝臟已經大幅縮小，因此法伯指出他的衣服「在腹部那裡變得非常寬鬆」。他的出血已經停止，胃口大開，彷彿想補上六個月以來錯失的美味。到了2月，法伯注意到孩子的靈敏性、營養和活動量都已和他的雙胞胎兄弟不相上下。在短短的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裡，羅伯特· 桑德勒似乎又變得和埃利奧特·桑德勒一模一樣了。
桑德勒的病情出現緩解，在白血病的歷史上前所未有，這讓法伯開展了一系列忙碌的治療工作。1948年初冬，更多的孩子來到了他的診所：有喉嚨痛的三歲男孩、頭部和頸部有硬塊的兩歲半女孩等等，它們最終都被診斷為兒童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來自耶拉的葉酸拮抗劑供應充足，患者也迫切地需要這些藥品治療，於是法伯又增聘了一些醫生來從旁協助，包括血液學家路易斯·戴蒙德(Louis Diamond)和一組助理：詹姆斯·沃爾夫(James Wolff)、羅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和羅伯特·西爾維斯特(Robert Sylvester)。
法伯第一次臨床試驗的失敗，曾激怒了兒童醫院院方。現在的第二次臨床試驗把院方的忍耐逼到了牆角。醫院通過表決，認為白血病病房的氣氛過於激進、太過冒險，不利於醫學教育，因此決定從白血病化療病房撤出所有兒科實習醫生。這一決定實際上讓法伯小組陷入了「孤軍奮戰」的境地。法伯和他的助手們只能親自承擔所有照顧病人的工作。正如一名外科醫生指出的那樣，患有癌症的兒童，通常都被「塞到醫院偏遠角落裡的病房中」。兒科醫生認為，既然他們已經離死不遠了，何不更仁慈溫和一些，「讓他們平靜地死去」。一位臨床醫生建議，將法伯新的「化學品」只留作挽救孩子生命的最後一招。這令法伯不禁回想起自己以前作為病理學家的生活。他忍不住反唇相譏：「真到那個時候，你需要的唯一藥品就是防腐液了。」
法伯把靠近衛生間的一間病房的裡屋改造成了一間臨時診室。他原本不多的助手也被安置在了病理科空置的裡屋、樓梯井、辦公室。院方的支持是微不足道的。法伯的助手們要自己削尖骨髓針，這種古老過時的做法猶如讓外科手術師自己在磨刀石上磨刀。他的工作人員注重細節，一絲不苟地跟蹤記錄患者的病情：每一次血球計數，每一次輸血，每一次發熱，都要詳細記錄。如果能戰勝白血病，那麼法伯希望能為後人記錄下這場戰役中的每一分鐘，即使沒人願意親眼見證。
1948 年的冬天凜冽陰沉，奇寒降臨波士頓。雪災爆發，令法伯的診所陷入停頓。朗伍德大街狹窄的柏油路堆滿了泥濘的雨雪;地下室通道中，即使在秋天也暖意不足，而現在更是冰凍徹骨。每天注射葉酸拮抗劑已不可能，法伯團隊只好退而求其次，每週實施三次注射。2月，風雪減弱，又開始恢復日常注射。
同時，「法伯能治療兒童白血病」的消息不脛而走，逐漸有越來越多的兒童前來求診。一個又一個案例讓人看到了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模式--葉酸拮抗劑可以促進白血病細胞計數的下降，有時甚至會令它們完全消失--至少暫時如此。還有像桑德勒那樣顯著緩解的病例。兩個男孩通過氨基喋呤的治療，可以返校讀書。另一名曾臥床七個月的兩歲半女孩，也能「遊戲和到處跑動了」。血液恢復正常，幾乎讓孩子們恢復了稍縱即逝的正常童年生活。
但是同樣的宿命仍然無法擺脫：癌症緩解幾個月後，仍會不可避免地復發，即便耶拉最強大的藥物也無能為力。這些白血病細胞會重返骨髓，然後迸發出來，進入血液，即使最活躍的葉酸拮抗劑，也不能遏制它們的增長。羅伯特·桑德勒用藥後幾個月裡病情曾有好轉，但仍於1948年殤逝。
然而即便只是暫時的緩解，它仍然是真正的緩解，極具歷史意義。到1948年4月，法伯的治療小組掌握了足夠的數據可以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發表一篇初步的醫學報告。該小組已治療了16例患兒，其中10例有療效。有5名兒童(約1/3的初始群體)在確診後的四個月，甚至六個月內，仍然存活。對白血病來說，六個月的生存幾乎相當於永恆。
法伯的論文於1948年6月3日發表，有七頁篇幅，擠滿了表格、數字、顯微鏡照片、實驗室量值和血球計數，論文的文字刻板僵硬、端正而不帶感情，科學性極強。然而，它像所有偉大的醫學論文一樣引人入勝，像所有的傑出小說一樣歷久彌新。如今讀來，當時的情境彷彿歷歷在目：波士頓診所忙亂的日子裡，患者命懸一線，法伯和助手們忙不迭時地為治療這種一閃即逝又不時復發的可怕疾病尋找新藥。這個故事情節起伏，有開端，有發展，不幸的是，也有結局。
一位科學家回憶說，當時醫學界對這篇論文的反應是「懷疑、不相信和憤怒」。但是對法伯來說，他的研究提供了誘人的消息：癌症，即使是最惡性的一種，都可以用一種藥物、一種化學藥品治療。在1947年到1948年之間的六個月裡，法伯看見一扇門開啟了，雖然時間短暫，但是門內充滿了誘惑。只是隨後門再次緊閉。然而他通過門廊瞥見了一種燦爛輝煌的可能性。通過積極的化學藥物治療，令一種侵略性的全身性腫瘤消失，這絕對是癌症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先例。1948年夏天，法伯的一位助手為一名接受了氨基喋呤治療的白血病患兒進行骨髓活檢，結果令人難以置信。他寫道：「骨髓看起來那麼正常，讓人恍惚以為可以『治癒』白血病了」。
法伯的夢想的確如此。他夢見某種特異性的抗癌藥物殺死惡性細胞，讓正常細胞再生，重新回到它們的生理空間;他夢見一整套能消滅腫瘤細胞的抗癌藥物;他夢見用化學藥品治癒了白血病，然後再將這種施治經驗應用於更一般性的癌症治療中。法伯在抗癌醫學領域擲下了挑戰書，令整整一代醫生和科學家投身於這場戰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