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人到處都有，通常不被注意到。在機場過安檢時，站在我身後的一個人說他帶著心臟起搏器;頃刻間，他不被注意的「疾病狀態」顯現出來了。但是一旦通過了裝有金屬探測器的安檢門，他又進入「緩解」狀態，消失在人群中。
在弗蘭克看來，現代社會，醫學講求黑白分明，生病的人群和健康人群涇渭分明，治癒疾病就是將病人從一個社群推到另一個社群;在後現代社會，健康和疾病互相重疊，形成一個灰色地帶，不再黑白分明，更像是一幅計算機屏幕保護狀態下不斷變換的分形圖。
俗語說：「疾病(創傷)是醫生治療的對象，病患是病人陳述的體驗。」這聽起來各有道理，但實際上暗含著醫患(主 客體)之間不可調和的深壑。的確，診斷的過程可以看做是將生病的感受轉變成疾病標識的過程，醫生盡量避免給他們心目中的不明之病與不治之症做診斷。對病人 來說，疾苦和病患的體驗是主觀、漂浮的，隨時間、地點和個體耐受性的不同而變化，而在醫生那裡，疾病是客觀和普遍的概念。弗蘭克伯格 (Frankenberg1992)對此有所論述，他指出：
西方實驗醫學總是要求醫生在做出診斷時要與病人訴說的病患體驗保持認知距離，努力將個性化色彩的疾苦經歷轉變成不受時間、地點、感受差異干擾的客觀、嚴謹的疾病判斷。
不管怎麼說，醫生(醫學)的目的是治療疾病，患者求醫的動因是主觀感受到患病之苦。診室裡常常會出現這樣的對 話，病人問：「我得病了嗎?」醫生回答：「我(還)不知道，但是我會為你治病。」目的論者認為所有的疾病都必須定義為「醫生治療的(對像物)東西」，物化 的醫學必然導致純粹量化的健康、高度指標化的醫院管理(當下，門診、住院情況都已經被量化)，這對於醫療管理或許有其用處，但是作為衡量健康的標準是有問 題的。
10如何進行健康測評?
上述那些有關健康和疾病的定義夠複雜的了，包括人一旦生病是用disease，ill還是sick?迎面走來一個人，他是健康還是不健康?這裡所說的健康究竟是一種狀態還是狀況?
這些判斷與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而且也已經習以為常。其實，關於健康與疾病狀態的準確界定只在某些特定時 候才用得到，比如行政單位或者機構要做出某些公共衛生決策的時候，如應該把公共資源分配給某種疾病的防治工作嗎?某種疾病患者停職休養合適嗎?什麼疾病理 應由社會來負擔醫療費用?對這類問題，我們的確不僅需要提供明確的界限，還希望對公眾的基礎「健康情況」進行量化評估。然而，問題不像我們想像的那般容 易。對於人群健康狀況的測評——比如描述社會或環境對某一職業健康的影響，回答哪一個階層或工種人群的健康狀況更好或更糟——往往是一團亂麻。同樣，個人 想知道自己的健康水準，或者公共衛生決策者、社會工作者以及醫學家欲瞭解人群健康方面的信息，常常也是一頭霧水。
目前常用的諸多健康測評方法都涉及齊一性問題。有些測評關注健康狀況，有些則關注健康狀態。有些側重於疾病(客 觀指標)，有些側重於病患(主觀體驗)。有些測評著力探討疾病的社會角色。許多方法基於健康的「常態」或者平均值，而另一些方法參照的則是健康的理想參 數。當匯總來自各方的健康數據時，重要的前提是確定同一的健康概念，也就是要劃定一條明確的認知基線，而不是各說各話。
在國家(或地區)健康測評體系中，死亡率(包括嬰兒與孕婦病死率)是主要的統計指標，這項指標考核的是人均壽命 (或人均預期壽命)，測評的是國民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如幼年、青壯年時期或是老年時期)死亡的分佈概率，目前已成為比較國家間健康水準或者區域人群某一時 間段前後健康比較的基本測評方法。它有一個明顯的局限性，就是僅僅將生和死當做健康測評的全部內容。此外，既往的死亡率統計只能說明過去，無法準確地揭示 未來的真實趨勢，過分倚重這個指標如同「從後視鏡裡洞察未來」——將某種可能性當做真實的未來境遇。尤其對生命個體來說，最關心的當然是將來準確的死期 (以便規劃精彩的人生節目)，而對國家衛生與福利政策的制定者來說，國民平均壽命的預測也十分重要。要知道，人均預期壽命的測評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簡單， 從一出生就開始計算預期壽命，與從嬰兒期過後開始計算壽命，結果非常不同。隨著年齡的增長，不同人群間的差異逐漸縮小，壽命長短最後還是取決於物種屬性。
疾病的發生也是重要的健康測評指標，當然，這裡所說的疾病是指被醫學手段檢測到的疾病。基於健康是生命正常狀態的定義，生理和心理指標發生偏移就是疾病，因此，生理與心理功能的檢測成為臨床大夫們喜歡採用的評判健康的指標。
毫無疑問，健康測評也應該關注疾病過程中的痛苦徵候與體驗(主觀主訴)。這種觀點與健康即沒有疾病的認知相關。 不過，不同的個體，不同類型的人，比如男人和女人，青年和老年人對痛苦的反應、對症狀的感受都是不同的，這就使得依照個體的主觀體驗來衡量健康水準變得十 分困難。
與此相似，以日常行為能力來測評健康也會出現各種迥異的健康功能模式。鮑曼(Bauman1961)通常使用下述方式區分ill，disease，和sick:
(1)自我的主觀感受描述(如我覺得不大舒服)——ill;
(2)臨床體征的自我描述(如我的後背不舒服)——disease;
(3)行為特徵的自我描述(如我今天臥病在床)——sick。
鮑曼指出，在對健康做問卷調查時，只有第三個指標(即行為能力)最具價值，因為第一、第二個指標都不容易把握： 主觀感受很難被客觀衡量，而臨床體征需要醫生在場做專業解釋。因此，早期的健康量表，包括疾病的社會影響因子測評 (theSicknessImpactProfile)，都要設計詳細的功能指標，來評估多方面的功能失序，比如社會交往能力、工作、運動、閒暇中的應 對、智力水準等。然而，將活動能力受限等同於不健康仍然是屬於用負面指標來定義健康的思維。它還存在評估的特異性(對誰來說是正常的)問題。
用體能來評價健康是一種比較積極的思路，它可以用各種生理檢測方法來測量，用以考察個體的身體狀況和體能，測量 的主要指標有傳統的肌肉力量、肺活量、心臟功能等。同樣，這也是一種相當狹隘的健康確認，但是它也有積極的一面，即其提供的結果是從體能不佳到優秀的漸進 式的連續評價結果，而不是截然兩分的結論：有病或是沒病，生命功能強或衰。
在進行人群健康狀況調查時，通常就是簡單地詢問人們對自己健康狀況的評判。這種方法雖然令人詫異卻非常實用，其 前提就是相信每一個人都能清晰地從醫學上分辨健康和不健康。不過，在學理上分辨健康與否和如何測評自己的健康狀況並將之準確歸類是兩個問題，這就使得由這 種方法得出的調查結論大受質疑。其中也包括我們曾提到的人們對於健康定義的分歧，如何改進?我們將在第三章進行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