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當代的生物醫學視域
在當代醫療實踐中，上述四種理論的痕跡都可以找到。但是用它們來為現代醫學貼標籤將是荒謬的，現代醫學早已摒棄 了粗糙的單因單果的線性模式。那種認為每一種疾病都有一個確定的病因——即這個病因是必要也是充分條件——這一理論必須被否定，因為任何一種疾病，都受到 許許多多來自身體內部或外部的互相作用的因素的影響。只從中確定某一種因素當做絕對病因，越來越顯得主觀武斷。例如，在20世紀的上半葉，結核桿菌是導致 結核病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沒有這個病因就不會有這種疾病，但是它並非一個充分條件。因為結核桿菌在許多人群中都是廣泛分佈的，但實際上只有小部分人患 上這種疾病。
疾病的因果關係模式，從最初的簡單直接地以結核桿菌或者病毒作為病因，到後來包括以免疫系統作為中介，發展到最 後，把來自病原方面的多種因素以及來自宿主的反應統統考慮進來了。如今，生物醫學也認為病因是多種共存並相互作用的，而且，其整體的作用要大於各部分的簡 單相加。心理學的崛起也影響了對疾病的單純的生理機制模式的認識。越來越多的證據標明(即給原來由個人感覺到或者由醫生憑經驗認識到的東西增加了充分的科 學證據)，心理因素對許多疾病有影響，許多疾病都有心理生理雙重因素：也就是說，他們的確是有器質性病變，但病因上至少也有心理方面的因素。但是，這對於 醫學模式來說，僅是一種更詳盡的闡述，而非從根本上的修改。疾病的社會學和心理學病因(壓力、不快樂、生活中的大事件)已經被認為是疾病的誘因或者輔助因 素，但是它們自身並未被等同於疾病。
20世紀70年代，風光一時的生物醫學模式開始受到質疑，心理、社會向度被引入醫學模式，新的多元醫學模式得到 倡導，純粹的「生物醫學模式」不再獨佔鰲頭。現代醫學開始更多地關注疾病的非生物因素。然而，儘管「科赫學說」之類的特異性病因學理論已日漸從當今的醫學 教學中隱退，但是它的靈魂仍然在醫學研究中迴盪，它的影響仍然在醫療實踐中潛藏。通過對日常診斷疾病過程的考察與分析，我們依然能夠很明顯地體察到這一 點：診療節目中很少考慮社會、心理因素。即便承認社會、心理因素的介入，也往往只是把它們作為導致疾病的負面因素，而非健康促進的積極因素。
8健康的社會模式
20世紀中葉，生物醫學思維主導的健康模式受到越來越多的詬病。以疾病為中心的醫療觀勢必導致對健康維護與促進 的忽視。同時，生物醫學的還原論觀念強化了「人是機器」(機械論)這一思維，這種思維定式使人們越來越倚重臨床新技術的應用，而忽略了健康傳播、健康促進 與預防醫學，尤其在衛生資源分配方面。
對此，美國哲學家伊凡‧伊裡奇(IvanIllich1974：918)大聲疾呼，重心過度向診療傾斜的醫學格局已經嚴重威脅健康事業的生存和發展，並列舉了一組證據，命名為「現代醫學的孽債」：
在過去的十年中，過度診療已經成為健康的一大威脅。抑鬱、院內感染、干預性殘疾、功能紊亂等醫源性、藥源性疾病 紛至沓來，它們所帶來的病痛已經超出了交通事故與工傷事故的總和……更有甚者，現代醫學通過將疼痛、疾病、衰老和死亡等個人命運中的苦難和宿命全都轉變成 為技術問題(一切健康問題都是技術問題)，事實上剝奪了人類以傳統(身心靈撫慰)方式應對自身健康問題的權利和潛能，這種技術主義的醫療觀已成為新的健康 危機的源泉。
針對「人體的正常狀態是有序和平衡的，醫學的目的是協助恢復這種狀態」的觀點，安東諾維斯基 (Antonovsky1979)做出了顛覆性的批評，他提出了一種被稱為 「復合健康」(『salu-togenic』復合詞，一體兩面，如「疾中康」、「苦中樂」)的共生範式。如果一論及健康就只是單向度地關注有沒有疾病，那 麼只會把人群簡單地劃為涇渭分明的兩大類：絕對健康和絕對疾苦的，其實，兩者是共生的。安東諾維斯基指出：應激、與病原體共生是人類生存境遇的一部分，它 們並非總是對人類有害。杜博斯(1959)《健康幻影》一書中展現的健康圖景只是一種幻覺，希望人們相信醫學科學能夠製造一個沒有疾苦且長命百歲的烏托 邦。科學家只是刻意尋找他們心目中的「魔彈」去征服一切病魔。在安東諾維斯基看來(1979：203)：這種思維模式意味著只關注疾病的向度而忽視健康的 向度。「我們從不在意那些沒患癌症的嗜煙者，那些沒出事故的酗酒者，那些沒得冠心病的A型性格人士。」採用「復合健康」的範式來思考問題，就是將醫學關注 的重點轉向健康促進方面(如何去優化軀體的生理功能和心理順應性)，而不僅僅只是關注疾病的起因和發展。
隨後，安東諾維斯基提出了「心理統合」(senseofcoherence)的概念，內容包括測評個體對於社會 的認同感與順應性，如在多大程度上認為世界是可以理解的(即有序的、有意義的、按部就班的、可以預測的，而不是無序、隨機和混亂的)、可控的(遇事皆有解 決之道)以及有意義的(情感上有意義)。這一指標與個體健康密切相關，因為那些在這項測試中得分高的人似乎能更好地應對環境，保持健康的心態，並在心理上 具有一種類似免疫抵抗力的「應變抗壓能力」。這一理論的早期測評指標和闡述可能有些陳舊，但它是邁向復合健康目標的重要一步。
人們對生物醫學模式的憤慨多少有些情緒化，譬如指責它有意漠視現代科學給人類帶來的福祉。隨著對科學客觀化信念 的弱化，以及對「弗蘭肯斯坦」式的違拗生命倫理的新技術(譯者註：特指某些邪惡科學家脫離科學共同體監督進行的「人造人」活動)的不信任感的滋生，對生物 醫學的這類批評有些減弱，這個反思過程也成為現代健康模式蛻變的一個誘因，通過反思，一種新的健康模式應運而生，它通常被稱之為「社會健康模式」。
社會化的，或者說是多元、整體健康模式包含著許許多多的關注點，值得注意的是，它不僅僅是簡單地約定在尋找疾病 的致病因素時需要考慮到飢餓、行為方式等「社會因素」，而是倡導一種思緒，把疾病或健康的生物學過程放在它們所處的社會背景之中來考察，把人看做是一個整 體而不是一連串獨立的生物系統。而生物醫學模式的視域中，就特定的健康危險因素而言，並未包括個體健康的方方面面。美國社會學家歐文‧左拉 (IrvingZola1975:184)曾明確地揭示了這一點，他引用一名內科醫生的案例，根據當時的現場資訊，描述了一位冠心病風險很低個體的健康境 遇(實際上這是一個介乎於健康與疾病之間的灰色地帶，不健康也未患病的案例)：
他是一名羸弱的小職員，身心都缺乏活力，人生也沒有太多動力、進取心或者競爭慾望：從未試圖在某個日期內篤定完 成某件事情。他胃口不好，只吃玉米油或鯨油拌的水果和蔬菜。不抽煙。沒有收音機、電視和汽車。他頭髮濃密，但身材瘦小，弱不禁風，不過他卻堅持體育鍛煉。 他收入不高，血壓、血糖、尿酸和膽固醇也不高。他一直在服用煙酸，維生素B6，而且在絕育手術後長期接受抗凝治療。(一切都顯得糾結與矛盾，說不清楚他到 底是健康，還是不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