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生物醫學模式下的健康
毫無疑問，健康應該從多個角度來定義，主流意見包括生命「常態」概念，或者將健康定義為疾病或病患的對應體。因 此，有權給健康做判定的人往往不是生理學家，而是那些服務於健康對立面(疾苦、衰老、死亡)的執業醫生或者是治療技師們，他們在從事臨床醫學研究或者治療 實踐中依據技術和軀體標準完成對個體健康的判定以及健康標準的約定，但同時也可能忽視了人文社會與群體標準，因此，將健康定義權賦予他們是片面的，既然健 康評估是社會評價體系之一，那麼，僅有醫療部門的定義權是不夠的，應該尊重非醫療從業者提出的相同或者相左的意見和健康模式，以便達成關於健康的社會共識 與形成健康管理的行政、法律框架。
自19世紀以來，以細菌學說為標誌的病原學理論取得長足進步，推動西方醫學步入生物醫學模式的發展階段。其基本 特徵是完全遵循生物學研究(還原論)的路徑、方法和對像化的思維原則(強調客觀化與客體性，忽視主觀性與主體性)應對人類的醫療和健康問題，整個20世紀 幾乎完全被其所主導。這種醫學模式著眼於對「疾病」的精細分析，因為它是治療(干預)的對象。基於這樣的視野和認識論基礎，健康研究其實一開始就陷於「不 健康」的視域了。
醫史學家指出，在西方醫學實踐的整個發展進程中，有兩種看待健康的視角隱約出現。一種是將疾病獨立於病人來看待 (所謂「見病不見人」)。這種觀念有悖於西方醫學的傳統，傳統醫生常常透過病人的關注來進入導致痛苦的疾患。而一些專注於職業技巧的醫生則不同，他們不曾 與病人而是與疾病簽有契約，在他們眼裡病人只是疾病的載體。另一種情形則是將疾病看成是折磨病人的病患(所謂「見病又見人」)，醫聖希波克拉底在他的醫學 著作中高度重視疾患中的個體感受，以及某些特定狀況，如飲食、夢境和生活習俗等。
第一種觀點在啟蒙運動之後的19世紀佔據了主導地位。當時，微生物學家巴斯德和病原學家科赫等人的工作揭示某些 感染性疾病由特定的微生物入侵人體所致，屬於外在化的、單因單果的、線性演進的疾病發生發展模式。當時的解剖學家和病理學家揭示了這類疾病的軀體變化及其 病理模型。這一新的細菌致病與感染路徑的揭示改變了既往的醫療觀念。醫生們不必再專注於體內的疾病演進機制，不必再傾聽患者的主觀感受和體驗。只需採用科 學的感染路徑管理，激發體內自身免疫系統，借助疫苗和預防接種，就能夠有效對抗古老的疫病，例如霍亂、白喉、結核等。
生物醫學模式的基本原理包括以下幾點：
(1)第一個原理是所謂的特異性病因學說，即所有疾病都是由微生物(細菌、病毒或寄生蟲等)這類可以被觀察確認 的物質引起的。特異病因說的影響非常大，它迅速從傳染病領域擴展到其他已知特異性病因的領域，如代謝性疾病，如代謝過程中的維生素缺乏症，以及由此引發的 生理或功能缺陷。這種模式的一個明顯結果是，引導醫生告別早先的多因多果思維及複雜的症候群分析，由從一組症狀中識別出主要症狀並將其條分縷析，卻常常陷 入疑似診斷，轉換到用一種特異病因來給某種疾病做最終診斷。
這個理論模型受到多方批評，首先，它將現今已知的非常複雜的病理過程簡單化了。事實上許多疾病的病因是極其複雜 多變的，各種因素互相作用。其次，這種理論只關注病因，而忽視了病人，以及人體潛在的生物適應性。早在50 年前，科學家兼醫史學家勒內‧杜博斯(ReneDubos)在他的兩本非常有影響力的書(《健康幻影》和《人類的適應》)中曾經質疑過這個模型：並非經受 感染後一定會生病，雖然傳染性病原到處都是，但由此引發的疾病卻十分少見。因此，單因單果模型比較適用於分析急性疾病，對於慢性疾病、精神疾病而言並不貼 切。
(2)第二個原理是疾病具有普適性，即假定每一種人類疾病都有其特徵鮮明的共時性，即使患者生活在不同的文化或 時代，疾病都一貫如此，除非致病物質本身發生了改變。如同西德納姆(Sydenham)17世紀時宣稱的：「所有疾病都應當劃歸為某種類型，並能按照同一 的方法治療，就像植物學家給植物所做的分類那樣。」
這一理論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疾病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的表達與定義是不同的，而且醫學對疾病的定義明顯地隨時間 變化而改變。生理學知識的每一次刷新，每一次新的技術浪潮，都給疾病的認知增加新的內容。儘管有特異性病因學說作為前提，但許多仍然只有症狀或者症候群描 述的情況也被醫學界認為是「疾病」。總之，我們能夠明顯注意到(見第二章)在任何特定社會和任何歷史時期，疾病的判定離不開其文化規範與社會價值觀。
對此，也有人出來爭辯：在醫療實踐中，判斷某一種情形是否為疾病，主要看是否有處置它的合適的醫療手段，從某種 意義上來說，疾病就是醫生有辦法去治療的東西。醫生們在詢問「這是某種疾病嗎」時，他思考最多的實際上是另一個問題：「我是否能勝任或者說我願意治療這個 病人」(Linder1965)。當然，有時也不盡然，因為醫生也會給許多他們認為並沒有「生病」的人做治療。通常診斷的過程不僅是判斷病況的過程，還是 尋找恰當的治療方式的過程。所以，新的診斷(新的疾病)，譬如酒精成癮、創傷後應激障礙、慢性疲勞綜合征，都是在獲得了它們可能的病因和治療方法的新知識 後誕生的。然而，作為定義，把疾病說成是 「醫生所要治療的對象」顯然是有問題的。它意味著：只有當醫生診斷一個人有病時，這個人才能算生病，而一旦離開了特定的個體醫學判斷、這一定義無法成立。
(3)第三個原理認為所有疾病都偏離了正常狀態，特別是偏離了那些可被測量的生物指標的正常範圍。19世紀中 葉，德國病理學家魏爾嘯(Virchow)宣稱疾病只是改變了的生理狀態：他的名言是「疾病就是處於改變了生理狀態下的生命」。將健康定義為軀體功能的平 衡，與將疾病定義為軀體功能的紊亂，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種關聯。免疫、內分泌和神經心理系統都在力圖使機體恢復「正常」，而醫療的目的就是協助實現這一目 標。然而，現代醫學認識到，對於個體來說，沒有任何結構或者功能有固定模式，而且往往無法準確地標定變異到哪裡才是界線，以及從哪裡開始算是不正常的起 點。肯德爾(Kendall1975:305)問及： 「高血壓是疾病嗎?如果是的話，血壓高於什麼水平算是不正常呢?」(很顯然他在挑戰普適性的標準)並且他指出，實際上這個關於高血壓的例子，恰恰說明19 世紀提出的在疾病和健康之間總是存在一個可標定的分界線(臨界點)的理論是不足為信的。
(4)第四個原理是中立性，也就是說假定自己的理論建立在科學的中立性原則之上。醫學不僅採用了科學的推理方 法，而且沿用了其價值觀——即觀察者要保持客觀和中立，認為人體只是生物(也許還有心理的)過程的存在與表達，它對這些過程幾乎無法控制。對這一觀點的反 思是，醫學實踐(不論其所持理論為何)總是深深根植於特定的社會土壤，不可能是絕對中立的，因為它無法擺脫強大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力量的支配，而這些決定 著它如何開展診療以及病人如何被醫治。19世紀出現的女性歇斯底里症，或者21世紀出現的海灣戰爭綜合征，就無法脫離文化或政治的背景而中立地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