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在於人體「正常」功能的定義不是按照中立的科學標準來衡量的。男性在知識上控制著女性的軀體並定義後者的健 康。直到20世紀，許多國家還以女性太脆弱為借口將其排除在高等教育的大門之外，而月經特別是絕經變成了醫學需要解決的「問題」。醫生們認為子宮和卵巢的 問題引發了「從頭痛到嗓子疼」 (EhrenreichandEnglish1978:123)的幾乎所有的女性疾病。例如，歇斯底里，一種「典型的女性疾病」，在幾個世紀中不斷被作為 女性缺陷疾病拿出來討論，並且衍生出關於女性品性和社會角色的一些不實觀點(SealeandPattison1994)。在希波克拉底的著作裡就曾經有 這樣的描述，在古埃及和古希臘，歇斯底里是由「子宮紊亂」導致的一種女性的不可控的行為。隨後的幾個世紀，對於女性特徵認知的變遷反映了公眾和醫學界的偏 見，他們認為女性在道德上是脆弱的，容易被邪惡的靈魂所控制。後來，隨著醫學科學的興起，歇斯底里被認為是大腦和神經系統的一種病態反應，隨著弗洛伊德理 論的出現，歇斯底里又可以由心理因素來解釋，但是仍然有人用女性的「纖細」和脆弱來曲解其社會身份。有女權歷史學家指出，歇斯底里實際上是女性在排遣自我 壓力別無他法時的一種反抗行為，但是另外一些人認為它僅是19世紀的女性感到沮喪時的反應，是醫學界(通常是男性醫生)刻意給女性的反抗行為貼上的一個病 理標籤。整個20世紀，對於歇斯底里的診斷一直存在爭論，如今它被歸於一類早期未認知的疾病之中。
當下，女權主義的理論譴責所有圍繞著其生殖功能來狹義歸納演繹女性軀體、行為方式的思維定式，並在一段時間內聚 焦於現代醫學對於分娩的人工控制與干預。現代產科常常把正常的懷孕和分娩過程做過度技術化的處置，將分娩視為一種需要控制與干預的醫學過程，由此帶來一些 新的女性困境。有研究者指出，女性在分娩時遇到的一些困難實際上是由醫療操作和醫院中存在的危險環境所導致的。最新的趨勢是，一些女性在分娩時根據自我意 志選擇或拒絕接受高科技干預，並試圖用女性主導的替代方式來取代目前由男性、醫生主導的醫療操作。(Oakley1976)
5疾病，身份標籤與疾病羞恥感
在一些特殊的疾病領域裡，如精神疾病、慢性疾病(艾滋病)和殘障疾病，文化和社會背景決定著疾病的建構，揭示了 健康的社會文化心理相關性，這樣一來，疾病不再只是軀體生理指標的偏移，而是被看成道德缺陷和社會交往上的偏離。這些疾病便被賦予某種社會標籤與羞恥的意 義，需要運用社會身份學說來解讀。
在社會學理論譜系中，標籤理論是符號互動理論的一個變種，提倡所謂的「偏常」不是指人的行為性質，而是社會用何 種符號來標記這種行為的後果。「所謂不正常的人是那些被成功標尺標籤化挑剔的人，不正常的行為是社會符號化標識的行為」(Becker1963)。那些被 社會定義為不正常(不同於常態)的人們，通常被賦予負面(鄙視、歧視)的含義，譬如智力比他人低，或軀體殘疾，或行為怪癖——被符號化，貼上恥辱的標籤並 被試圖進行社會區隔，而受到這種不公對待所產生的社會心理反應又反過來強化其身份標籤。高夫曼在他深具影響力的著作《病恥感》(1967)一書中詳細分析 了疾病羞恥感形成的三個階段：起先是與通常的行為產生某些偏差，然後別人對此做出負面反應，最後具有病恥感的人接納別人的反應，又產生「繼發的」偏差。弗 萊德森(Freidson1965)發展了疾病是社會行為偏差的概念，引述了貝克的關於偏差是出格行為的定義，以及高夫曼和萊莫特對於原發偏差和繼發偏差 之別的論述。
這一點在精神疾病方面最為引人注意，長久以來人們就在爭論(特別是Scheff1966)一種行為被稱為「精神 疾病」是否取決於旁人對此的反應：被精神病學家稱之為精神疾病的患者，他們最初的病態大多只是對被標記為有罪和被作為「偏差」(病人)對待的一種反應。由 此可見，不僅是精神疾患，所有的疾病都可能被「偏差」或被診斷(被標識)，他們與健康人的區別在於疾病的(後發性)功能異常。最近，有文獻宣稱對於那些病 期較長的軀體疾病，而不是精神疾病，社會的寬容度正在發生變化(Green2009)。新技術正在改變以前劃分軀體完整和殘缺的界線，有理由相信，在張揚 個性的多元社會裡，與慢性疾病相關聯的病恥感將逐漸減弱。
6建構主義與精神疾病
建構主義的疾病觀在那些受文化和社會影響較大並且缺乏器質性病變標誌的疾病中容易被接納(如某些精神疾病，例如 精神分裂症在美國和英國易被接納)。事實上，精神疾病實際上是建構主義觀點最先應用的領域，有時似乎比較極端(輕慢甚至排除生物學模式)。因為醫生處置精 神疾病與軀體疾病的路徑與方式完全不同，這一觀點在美國最著名的擁護者是薩斯。他宣稱絕大多數所謂的精神疾病並不能找到實質性的生理病變，患者的「疾病」 只是由於他們的行為使別人感到驚恐或者被冒犯，或者他們的信念與社會公認的信念不同。在英國，艾森克(Eysenck)建議傳統的精神病學應當分為兩部 分：一小部分歸因於實際的生物學異常或病變，另外一大部分歸因於社會心理行為脫軌。該領域另一位著名人物是萊恩(Laing)，他認為精神分裂症非但不是 疾病，而且是這些人在應對周圍壓力時採用的理智和合理的方式的表現。
這些觀點也許太過於偏激。許多精神疾病的病灶的確如軀體疾病一樣是客觀存在的，而且絕大多數人的病況不單單只是對於社會壓力、身份與符號的反應。但是，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文化建構不同的疾病，精神疾病的歷史也清楚地見證了疾病是如何被人為地建構起來的事實。
7建構主義與殘疾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建構主義的疾病觀在殘疾和慢性病領域顯得尤其重要。弗萊德森是美國早期有影響的作家，他指 出，殘疾人同其他被貼上標籤的人一樣，傾向於被作為一類人而不是一個人來看待。實際上，有兩種負面的形式來描述他們：一種標籤是籠統地稱之為「殘疾人」 (功能缺失)，另一種標籤是點明其具體的殘疾(瘸子、瞎子、聾子)。既然「通過如此定義，一個人之所以被稱為殘疾人是由於他自己和別人都相信他偏離了正常 或者應有的狀態」 (Freidson1965：72)，那麼，被貼上標籤—被區別對待—再反饋回來的過程也同樣適用於殘疾人，正如我們在其他「異常」情況中看到的一樣。社 會學家們隨後指出，用含有侮辱性的標籤把殘疾人標記成一個小團體的觀念是不正確的，並且在議會遊說團裡也有專門的發言人強烈抨擊這種偏見。但是，實際生活 中，上述過程在一系列帶有侮辱性的標籤稱謂中得以明確體現——例如畸形、癲癇、感覺缺失等都被稱為「殘疾」。這種所謂的偏差，可能是由本來應該識別和幫助 這些人的機構造成的，這一發現應該歸功於斯考特(1966)，他指出向盲人提供福利的機構參與了「這樣一個社會過程，其目的是使殘疾人為自己將扮演的某種 異於常人的角色做準備」，並且通過「把看不見的人劃歸為盲人」來建構失明這種疾病。
在第一章，我們討論過如何區分 disease，illness與sickness，同樣的，世界衛生組織在1980年第一次發佈關於殘疾的「國際分類」，2000年又對其進行了修訂， 這些文件盡力闡明如何正確區分缺陷(impairment，身體的或心理的)、殘疾(disable，缺陷導致的功能喪失)以及障礙(handicap， 殘疾導致的社會功能缺失)。正如一個人可以是患有疾病，但是不知道自己有病，或者知道自己有病但是不把自己當成病人來看，同樣地，一個人也許有軀體或心理 殘缺，但是沒造成殘疾，或者有殘疾，但是在任何環境中都沒造成功能障礙，或是雖有殘疾，但是通過彌補沒影響功能。在關於殘疾的這個領域，健康的生物學特性 和結構特性都非常顯著。議會中為殘疾人遊說的團體一直很活躍，並成功地使人們認同了是社會而非是缺陷本身導致了殘疾;殘疾是一個有缺陷的人與某種特定環境 之間的相互作用所產生的一種必然後果——此種環境包括從收入低、交通不方便，到來自路人的一個憐憫的眼神等類似的所有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