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對疾病病因的追究還可牽繫到瘴氣學說。這一病因的解讀，除了惡神或惡靈作亂之外，也包括自然因素的追索。 希波克拉底學派認為的腐敗之氣，或山嵐瘴氣，今天看來是流行病的主要病因。在中世紀的歐洲，瘟疫流行的原因被認為是有毒有害氣體或瘴氣，這些氣體大多來自 死水潭、腐敗的屍體或者是病人的呼出氣體。直到18世紀，人們仍然認為疫病流行不是從一個人傳給另外一個人，而是從環境到人。鬧市、貧民窟、監獄及工廠的 糟糕的環境中產生了壞空氣，引發了疾病。這種想法當今仍能聽到，儘管我們已經知道實際上感染性或者傳染性疾病是從人傳播到人，而且絕大多數疾病來自身體內 部而非外部的原因。
3疾病的文化建構
疾病不僅有歷史進程以及知識、職業生活的積累，明顯地，它還受到文化習俗和道德觀的影響，經歷人際社會的相互作用，並反映出特定的健康信仰和疾病觀念。
如果有人將疾病理論看成總是在線性遞進——遭逢相同的軀體狀況、相同的觀念、相同的價值觀、相同的習俗——那就 會誤導出僵化的疾病觀。疾病的基本理念因時而變，醫學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通過對錯誤的糾正贏得週期性勝利。過去的一個世紀是醫學得以長足發展的百年， 工業化、法制社會將勞動衛生、職業健康疾病提到重要的位置，全球化、城市化、數字化正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這一切都使疾病的定義與譜系處於不 斷重審、重建的認知顛簸之中，新時代告訴我們每一個社會成員，完全可以依照自己的體驗來多元理解、定義、管理疾病和健康。 (HerzlichandPierret1987:xii)
西方醫學關於疾病的定義、分類展現出一道特有的文化風景。如果你熟知世界各個時期和地域的醫學，比較之後就更容 易理解這句話的含義。例如，人類歷史從古至今(一直到半個世紀之前，某些貧窮國家的當下社會)，一道體態風景是富人胖，窮人瘦。在許多社會裡，肥胖是有吸 引力的，也是身份的象徵。在某些不發達地區，顯赫的人家總是刻意選擇進食迅速長胖的食物，以便從體型就能凸顯他們的社會地位(屬於富有階層)。而在西方社 會，近年來的價值取向卻完全相反，由於大多數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已經得到滿足，使人發胖的「垃圾」食物窮人比富人攝入更多，肥胖成為一種病態的體型，精瘦反 而成了標準體型和審美標準。我們不能簡單地指責那些原始文化的健康意識是粗鄙落後的，落後於現代西方社會的認識水平。因為即使在高度發達的社會，也會有許 多類似的例子。在人們的意識裡，什麼才是理想的健康和行為狀態，是受到文化習俗的深刻影響的：
例如，美國人稱之為皮膚病的色素沉著與紊亂一症，在某些國家被當做美貌和健康的標記。在一些瘧疾高發的地區，因 為鐮狀紅細胞能保護機體免受瘧疾之苦，可以產生某種保護效應，所以，鐮狀紅細胞病患者被認為是優秀的免疫個體。有時我們的確需要一點「反向思維」，色盲者 往往有利於對手的隱藏與偽裝。在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中，正常懷孕被描述為生命中的惡疾。抱定這樣的疾病觀，文化的影子幾乎無所不在。手淫、同性戀者、 不安分的黑奴都是要衝破固有的秩序去尋求新的自由，在我們某個時期的文化認同裡，都曾被歸於患者，定義為疾病。(Erde1979:44)
不同的社會，即使他們都秉持生物醫學模式，也可能因醫學體系的源流的差異而各不相同：據說法國人的疾病診斷中有 多達15%的科目有別於其他西方社會的診斷。譬如，一種包括許多自訴症狀的「抑鬱症」，很長一段時間裡被認定為「靈魂出竅」，中世紀還被認為是身心靈分離 的罪過，當教會失去勢力時才被定義為「抑鬱症」，在大多數西方社會中，這個病被歸入精神疾病的範疇。而在西方社會之外，認知就不盡相同，那些秉持歷史傳 統、與生物醫學並存的醫學模式的地區，比如中國、非洲、印度和日本，對於抑鬱症，不只是治療方法，特別是疏導、用藥上與西方社會存在著區別，而且在疾病性 質理解上存在著本質的差別(尤其是中國和日本)。更深層次的緣由是他們國家、民族對於生和死的領悟與理解，對生命開啟和終結的文化姿態(抑鬱症常常走向厭 世與自殺)。心病還要心藥(關涉文化)治，對於這個病，單純的醫療技術干預總是蒼白的。
日本人對於非生命物體的態度也許能幫助我們理解在腦死亡問題上的爭論。對於大多數外國人來說，日本人經常把機器 看做是活體的東西，這種思維方式很令人詫異……這種態度似乎直接源自於技藝高超的工匠傳統，走進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就會發現，他們對於技藝的虔誠一直跟日本 神道教的傳統和擬人化的儀式相聯繫。日本人認為靈魂不僅存在於自然界，也存在於工具和其他器物中，在北美，如果把人混同於沒有意識的機器和器物，會讓這個 人感到被侮辱和輕視，然而在日本，反應卻截然不同。某些日本人不僅僅認為機器在為人工作，而是人的靈魂進入機器的軀體內，機器與人是工作上默契的搭檔，從 而形成一個有生命的、能克服所有困難的人機共同體，在人工智能的研究裡，稱之為「賽博生命體」。對於這一點，許多西方國家表現得虛懷若谷，他們的醫療系統 裡越來越多地引入其他國家的健康理念和方法。例如在美國，引進了中國和日本的草藥，還有各種冥想和康復方法，瑜伽、氣功與針灸等等。
其實，這類生物醫學認知和現代醫學體系之外的健康理念，存在某種普世的文化價值。譬如，在健康和疾病的認知中導 入道德因素——也許它與健康的體驗方式更相關(參見第三章)，但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可以看做是文化價值在醫學體系中的體現。此外，有人在科學觀察之外倡導 某種因果報應的理念，這種理念由來已久，一半屬於魔法(源自神靈主義傳統)，一半屬於習俗(文化心理積澱)。譬如對於糖尿病的治療，一些傳統醫學人士就很 看重某些診療中的「神秘因素」：
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曾經這樣寫道：「魔法的作用是把人類的樂觀儀式化。」臨床 中，我們常常見到這樣一些醫生，他們聲稱能治療糖尿病——這是一種機制複雜的糖代謝紊亂疾病——但往往通過藥物調節還不能完全控制病情，他們會轉而強調有 效控制某些別的因素，這樣將有利於預防併發症，至少緩解某些併發症。他們並不能很肯定這樣做的確切性，但起碼病人會「感覺」、「相信」和「希望」這麼做是 正確的。此時，病人對於醫生這一類似安慰劑效應的任何儀式都是抱有信心的。(Pesner1977:157)
4建構主義與女權運動
在第三章裡我們將會談及，人們對於身體的文化認知是存在差異並不斷發生變化的。尤其是女性的身體。因此，女性健 康的「建構」，包含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社會境遇的文化投射，這是女權主義研究的一個重要命題(Martin1989)。從嚴格的生物學意義上講，男女之別 主要體現在生理差別方面，隨後，社會心理角色的差別也用來解釋男女在健康上的差別。男女健康態度與行為的差異也許源自迥異的心理或者文化特徵。然而，建構 主義和女權主義對此似乎還不滿足，她們強調女性健康的獨立性、顯要性，因為，歷史上一直流行的是男性主導的醫學，女性主義的醫學與健康統統被遮蔽了：
從用於描述女性器官的語言可以看出，女性都一直被看做是低賤的「另類」。在西方，傳統的社會和政治理論都存在某 種輕慢女性的偏見，例如，亞里士多德宣稱女性在結構上就不適合拋頭露面，而盧梭曾大言不慚地說「我是代表男性說話的」。他們和其他思想家(比如阿奎那、馬 基雅弗利、洛克、黑格爾)所描述的人類本性都意指男性的本性……歷史上，男性統治的意識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科學和醫學，而女性的所有生殖功能 都被認為是有潛在的「病理」性質從而需要「專家」(即男性)的管理。搜覽所有的生物學文獻，男性軀體被看做是測量和評估女性軀體的「正常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