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認知比自然界中其他任何事物的認知都更具有觀念驅動的特徵。即使世界上有一種純粹的自然分類綱領，也很難囊 括人類疾病的認知特徵。譬如，枯草熱和歇斯底里都被歸於疾病的範疇，不是因為它們存在著什麼外在與內在的相似性，而是它們都給人類帶來了一定的痛苦與煩 擾。因此，要理解歷史上疾病判定(診斷)和治療的合理性，必須考慮特定地區的文化習俗和特定時期的知識水平，因為不同的文化境遇、知識背景和認知模型決定 著人們對於某一疾病的認定和防治姿態。(Harley1999:417)
法布瑞加(Fabrega1976a)的案例將我們帶入人類學及歷史學的鉤沉之中。他在古代疾病史研究中關注到 這樣一個事實，現有的絕大多數疾病不僅在當時已經存在，而且在當時就已經被人們知曉，雖然高效的診斷與治療方法是晚近才獲知的。關於那些疾病的自然解釋和 理論歸納完全可以追溯到史前時期。與其把那些尚顯「原始」的理論看成幼稚的和迷信的，不如把它們作為理解世界的一種方式和社會性的適應。例如，許多原始的 人類部落，並不將醫學、魔術和宗教信仰決然分開，宗教的情懷與信仰的力量貫穿整個有文字記載的信史時期，並向後逐漸延伸。在混沌的生命意識裡，不曾將軀 體、稟賦、靈魂截然分開，而是皆存在於個體之外的神秘的超自然力量的光環之下。它們都與疾病、痛苦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自然環境的惡劣構成外在的傷害，而 人類德行的墮落是個體疾苦的內在根源。
一部人類疾病的歷史不僅記錄了疾病定義的變化，還揭示了疾病認知的范型，醫史學家恩格爾(Engel1963) 在總結近代醫學的定義與功能時指出：近代醫學對於疾病的認知偏重於生物科學方面，聚焦於個體的疾苦與傷害，偏重醫療干預和醫生都做了什麼，言下之意忽視了 非生物因素，輕視了群體模型、趨利避害的預防路徑和病人體驗、社會情緒。這種對立可以追溯到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之爭，前者重視直觀事實的普遍性，而後者則 強調個體經驗的移易性。
原因不僅僅是因為科學時代的主流觀念(觀察、實驗)。在前面的章節裡我們討論過疾病的定義，簡單地講，疾病就是 「被醫生干預與治療的狀態」，並非就是生物學異常，並有其豐富的歷史背景與邏輯關聯。社會將醫學和治療師(醫生)作為一門職業，賦予他們在實踐中重新定義 疾病的任務。如何勝任這項工作，不僅要關注生物科學(包括心理學)的進展，還要高度關注社會與行為境遇。朱森(Jewson)1976年曾提出一個觀點， 他認為在18世紀後期與19世紀存在的三種醫學境遇，或者說是醫生的工作範式。第一種境遇，他稱之為「病床邊的醫學」，醫生抱定以病人為中心的信念，始終 圍繞著病人開展工作，從個人的特定生物、心理、社會關係中尋找病因。第二種境遇，場景沒有改變，但醫生的信念動搖了，接診的目的不再是救治病人的痛苦，而 是針對疾病規律的探索，它始於醫院建制的興起，約19世紀早期，最早出現於法國。這一時期，支付關係也發生了變化，不完全來源於病家，一部分來自醫院的自 籌(慈善經費的支撐)。隨著支付紐帶的鬆懈，醫生「對於病人作為整體特性之外的個性的興趣消失了」(Jewson1976：238)。醫學的第三種境遇， 既發生在實驗室裡，也出現在實驗室時代，稱之為實驗室醫學，它發軔於19世紀中期，特徵是把病人對像化、客體化、符號化，成為生物研究中被駕馭、被控制、 被干預的物質對像(××床，××號)。由此可見，對於健康和疾病的定義，離不開社會境遇與職業生活的變遷，它隨著醫學作為職業並作為生物科學(早期為博物 學)的發展而發生微妙或巨大的變化。
醫生把什麼情形當成疾病來處置，也隨著時光流淌而變化。在古代，絕大多數的醫學流派都將症狀本身當做疾病。認為 疾病是一種綜合征，是相關的症狀和體征的集合，這種觀念在希波克拉底時代就已存在。18世紀後期的解剖學家把綜合征的理念轉化成了身體的解剖特徵，整個 19和20世紀，隨著新技術的產生，「新興」 疾病被陸續發現——這一點在遺傳醫學上尤其如此。肯德爾有過這樣的評論：生理學的每一次長足進步和每一次新技術浪潮來臨都將刷新疾病的定義，或修正原有結 論，或增加新內容，但是並不會全盤更新，有些傳統內容仍然不合時宜地保留著。有些仍舊保存著症狀或者綜合征特徵的描述。另一些則隨著細菌學、組織學、生物 化學和遺傳學新知的發現而被改寫。他打了一個有趣的比方：
我們對於疾病的認知模型倒像一座舊房子裡的各色傢俱，每一代人都會添置幾件他們那個時代的新傢俱，卻從未把祖先 留下的老傢俱全數淘汰，以至於在充氣長沙發和玻璃咖啡桌之外，仍然可以看到幾把都鐸時代的古典凳子，一個詹姆士一世時代的古董櫥櫃，攝政王朝時期的舊式馬 桶，以及不少維多利亞時代的生活器具
不僅如此，疾病本身也在變化。赫利奇(Herzlich)與彼雷特(Pierret)1985年曾指出，每個時 代都有一種疾病在人類生活中佔據顯要地位 ——中世紀是麻風和瘟疫，19世紀是結核，20世紀是伴隨工業化而來的癌症與慢性退行性疾病。與以往時代的流行性傳染性疾病不同，現今的疾病變得愈發個體 化了：這就是所謂的「現代病」。無疑，這一進程還會繼續。「疾病流行趨勢的變遷」——在世界範圍內，疾病譜、死亡排序從傳染病、營養不良疾病(目前在一些 貧窮國家仍然如此)轉變為退行性慢病——它標誌著在富裕國家中社會因素成為許多主要疾病的主要影響因子。最典型的案例要屬冠心病，它曾被稱之為20世紀的 富人病，但現在也成為窮人的主要疾病了。「新興」的疾病裡，艾滋病是一個世界範圍內散播的、具有許多過去的流行病特徵的疾病，但是，(在西方社會)它的發 病非常個體化，而且(也是在西方社會)隨著治療方法的改進，它已經被定義為慢性疾病。
同時，醫學存在歷史的延續性。對於健康和疾病的既往定義，仍然部分地遺留在醫生和大眾的意識中。比如，在希波克 拉底文獻中常見的「平衡」觀念，起初是關於液體或說體液的理論的闡述。四體液學說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年代，但是在古希臘和阿拉伯時期得到充分的發 展，它是把身體看做一個小的世界或宇宙，基本元素包括土、氣、火和水。四種體液——血液、黃膽汁、黑膽汁和黏液——與四種元素相關，與四季、四種年齡(兒 童、青年、成年和老年)以及四種主要的特性(熱、干、冷、濕)也相關。後代的學者又增加了四種顏色，四種味道，四福音書。每一種體液或者體液的組合都有對 應的疾病以及特定的治療方法。
四體液學說算得上是歷史上最悠久的健康理論了。其世俗影響至今仍在英語語彙裡存留：譬如「壞體液」暗指壞脾氣， 「黏液質」等於說人冷漠，「黃膽汁」、「膽汁質的」是說人脾氣糟糕，「多血質」的人大多面色紅潤。在某些非西方醫學譜系或者受西方醫學部分熏染的醫學譜系 中，如拉丁美洲，人們依然將「熱」和「冷」作為疾病的基本分類綱目。赫爾曼(Helman1978)的研究發現即使在現代社會，英倫地區在處置感冒發燒時 仍然受傳統的分類原則的支配。這類疾病被病人和他們的醫生粗分為熱病或冷病，濕病與干病。一方面人們接納現代醫學的細菌理論，另一方面他們對疾病的理解又 或多或少地摻雜了古老的體液學說的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