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醫家關於中風病病因的認識，也沒有超出“內虛邪中”的范疇。如陳無擇的《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中載有“人或中邪風，鮮有不致斃者，故入髒則難愈。如其經絡空虛而中傷者，為半身不遂……”嚴用和在《濟生方》中也認為半身不遂是因為“榮衛失度，腠理空虛，邪氣乘虛而入”。治療上主要以疏風散邪、扶助正氣為法，《千金方》中的小續命湯和《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中的大秦艽湯均為代表方。
總之，唐宋以前這一歷史時期的醫家多主張“外風”學說，多認為中風是人體氣血虧損、脈絡空虛、衛外不固時，風邪入中脈絡所引起。
金元時代，許多醫家對外風入中的理論提出不同看法。指出中風病不是外因而是內因所致，主張“內風”之說，這是中風病病因學說的大轉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醫家有：劉河間認為“心火暴甚”是中風的根本病因，在《素問玄機原病式·火類》中說：“所以中風癱瘓者……由乎將息失宜，而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則陰虛陽實，而熱氣怫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無知也”;李東垣則強調“正氣自虛”。《醫學發明·中風有三》說：“中風者，非外來風邪，乃本氣自病也，凡人年逾四旬，多有此疾。”;朱丹溪則以“濕熱生痰”立論，在《丹溪心法·中風》謂之曰：“由今言之，西北二方，亦有真為所中者，但極少爾。東南之人，多是濕土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也”。雖然三位醫家立論各不相同，各自均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們的共同點都是側重於內因，較之以前的外因論，乃是一個認識上的飛躍。元代醫家王履把金元以前各家所說的外風入中所致的中風稱為“真中風”，把劉河間、李東垣、朱丹溪諸家所說的由內因引起的中風稱為“類中風”。他還明確地指出：“中風者，非外來風邪，乃本氣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氣衰之際，或因憂喜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疾，壯歲之時無有也，若肥盛則間有之。” 進一步說明中風是人體自身的病變所引起的，患者年齡多在40歲以上，七情變化是發病誘因，這對於中風因學說的發展和完善，無疑是一大貢獻。
明張景岳創“非風”說，提出“內傷積損”的論點。在《景岳全書·非風》中指出中風的發生“非風一症，即時人所謂中風疾也，此症多見卒倒，卒倒多由昏聵，本皆內傷積損頹敗而然，原非外感風寒所致”。並強調“凡此病者，多以素不能慎，或七情內傷，或酒色過度，先傷髒之真陰”，其病機是“陰虧於前，而陽損於後;陰陷於下，而陽泛於上，以致陰陽相失，精氣不交，所以忽然昏聵，猝然僕倒……”。王肯堂則十分重視飲食失節與中風發病的關系，他說：“久食膏梁厚味，肥甘之品，損傷心脾。”清代，中風病的證治理論有了很大的發展，逐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系統的中風病證治理論。沈金鰲從體質類型與發病關系方面作了闡發，在《雜病源流犀燭·中風源流》中說：“肥人多中風。河間曰：人肥則腠理致密而多郁滯，氣血難以通利，故多卒中也。”他還根據病位的深淺和病情的輕重，探討了中風症候分類和預後，他說：“蓋中髒者，病在裡，多滯九竅。……中腑者，病在表，多四肢，其症半身不遂，手足不隨，痰涎壅盛，氣喘如雷，然目猶能視，口猶能言，二便不秘，邪之中猶淺。”沈氏還重視本病的復中和預防，“若風病即愈，而根株未能懸拔，隔一兩年或數年中再發，發則必加重，或致傷命，故平時宜預防之，第一防暴怒、郁結，調氣血，養精神，又常服藥以維持之，庶乎可安”。葉天士綜合各家之說，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進一步闡明“精血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榮，故肝陽偏亢”，導致“內風旋動”的發病機理。王清任《醫林改錯》中指出：“中風半身不遂，偏身麻木”是由“氣虛血瘀”造成的，他所創的補陽還五湯治療中風偏癱，一直為後人所沿用。此外他還在《醫林改錯》中記述了34種中風先兆症狀，主張重視中風先兆、及早預防。晚清及近代醫家張伯龍、張山雷、張壽甫等人總結前人的證治經驗，開始結合西醫知識，探討中風病的發病機理，進一步認識到中風病發生主要在於年老體衰，陰陽失調，氣血逆亂，直沖犯腦。至此，中風病的病因病機理學說日臻完善，上述各家的學說探討，對於全面認識中風病的病因學、發病學，具有深刻的意義。
